感谢上苍先后赐予我两位善良、美丽的妻子。结发妻刘玉兰走后第三年，现在的妻子李茵走进了我的生活，每当我讲起我的家庭、我的过去和前妻的一些事情时，她总是赞叹不已。如今，她与我一道参与向萍乡学院捐赠图书、接受百姓法律咨询等公益活动，《萍乡师范师生回忆录》撰稿工作启动以来，她还不时参加撰稿工作座谈会，甚至与作者群的一些作者成为了好友。

                    李茵(右)与我一道参加捐赠活动

至于我个人与萍师的缘，实际上始于1971年。鉴于我当年在麻山中学读高中时体育成绩较好，连续几届校运动会，凡是我报了或参与了的项目都获得了冠军，1971年下半年，命运给了我一次被麻山中学推荐去读萍乡师范1972级体育班的机会，但被我放弃，后麻山中学推荐另一位体育成绩较好的吴正祥同学去了。因为当年我的第一梦想是去参军，第二梦想是去农村种几年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后争取被推荐去读当时的工农兵大学。

从1972年2月高中毕业后，我毅然回农村做了近4年“地球修理工”。虽然我兄弟姐妹五人出生时吃的都是国家粮（商品粮），但1960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我父亲响应政府关于双职工若回故乡工作其子女转为农村户口的号召，将我兄弟姐妹五人的城镇户口全部转为了农村户口，不料后来却转不回去了！

所以，我作为一个吃农村粮的青年农民，聂冷先生《萍乡师范——我的幸运女神》中描述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的状况，我不仅见过，而且亲身经历过，那些年农村的成年人的愁苦和作为在农村战天斗地的回乡知识青年的辛劳，今天仍记忆犹新。皮肉上的痛苦可以忍受，精神上的痛苦让人难耐。那年头，我不知道究竟得罪了谁，竟被界定不准参军、不准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不准入党，只配长期“修理地球”。我发现，那年头我在农村表现再好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无奈之下于1975年年底，我父亲退病休时由我顶替了他的编制，被安排在麻山中学教体育。

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暑假，我参加过萍乡市的一个中学体育教师武术培训班，虽然不是以萍乡师范的名义开办，但给这个班授课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萍乡师范的体育老师或者体育班的学生，如黎振民、曾春兰等。我在这个武术培训班里，什么北京青年拳、长拳、刀、枪、棍、剑都学了一点，犹以棍术见长。黎振民先生遂要我做棍术表演的领班，我一人在前排领，我的后面分排站着几十位来自全市各地的体育老师听从我的指令表演，着实出了一个小小的风头。回到麻山中学，我便在任教的8个高中班体育课里新设棍术科目，每位学生自制一根木棍，操练起来棍声、喊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我有缘参加的萍乡师范历届培训1976级数学（1）班，应是1976年下半年开办的，地点是文昌宫内，主要培训内容是“集合”，兼训其他。因为“集合”是当时新编入中学数学教材的，中学数学教师很少接触。与我一同参加该班培训的有当年麻山中学数学老师刘干萍、刘海华、童道雪等共计29人。其中刘干萍和刘海华是萍乡师范1972年数学专业73（2）班毕业的。给我们授课的有汤增光、昌顺生、昌增高、刘必栋、叶述生等数学名师。

萍乡师范数学培训班的学习，激发了我学数学、教数学的兴趣。从萍乡师范数学培训班的课堂走出去，我就跟麻山中学的罗兆峰校长说：“罗校，让我教数学，从初一教起可以吗？”罗校长回答：“你还是要先教几年体育，等找到了接替你的体育老师再说吧！”但接下来在体育教师的岗位上我仍念念不忘教数学。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想去参加高考，但因我当时已经就业，而弟弟胡远雄还在务农，加上当年我父母身体都不太好，祖父年事已高，我作为长兄、长子和长孙，觉得应支持弟弟去考，自己留下来照顾长辈，所以没有报名参加高考，坚持看家并在麻山中学继续教体育。

1979年2月，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数学学科首届招生，麻山中学有18位教师报考并被录取于该专业学习，其中17位是在任教的高中或者初中的数学教师，只有我一人是高中体育教师。该专业主要使用的是樊映川主编的适用高等工业学校的《高等数学》教材，开设了数学分析、线性代数、复变函数、解析几何、矢量分析与场论、概率统计等课程，全部在中央电视台的电视教学节目里听课，讲课的都是国内数学名师。作业很多，考试也不容易。当时萍乡师范的数学老师汤增光的女儿汤发月、女婿彭其群在麻山中学教数学，且也被录取在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数学学科就读的18位学员之中，汤增光老师特率萍乡师范的刘必栋、昌增高、昌顺生三位数学老师给我们作辅导，汤增光老师对我们说：“该三股角色呢，是我们萍乡市数学届的三面旗帜！”我很幸运，学高等数学时有缘得到了萍乡师范的这些数学名师的指导。

2年半后即1981年9月结业时，被录取入学的18位学员中，只有3位坚持到了最后，拿到了数学学科结业证书，我是3位之一，还被评为江西广播电视大学的优秀学员。此时，我早已由体育教师变为数学教师，才有了我教过敖桂明、童汝嘉等萍乡师范校友初中数学课程之说。

1982年，已经到了全社会都开始讲文凭的时候了！但广播电视大学这张数学学科结业证只能代表在数学单科达到了大专水平，要获得数学大专毕业证书还要求拿到大学英语、大学物理等课程的学分。我是文革时期的高中毕业生，当时规定必须参加职工初中文化补课考试。数学这科我有大专单科结业证可免试，但语文、物理两科还是要考！考前，我一气之下将1972年2月获得的高中毕业证撕得粉碎扔进火炉里烧掉了，狠狠补习了一下语文和物理，才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江西省教育厅发给的编号为821253的江西省职工初中文化补课考试合格证。真窝囊！太憋气！既没有大专文凭，又没有萍乡师范的毕业证，加上1983年1月29日萍乡市教育局发给我的萍教证字05533号工作证上，职务一栏赫然写着：（工人）教师。谋张文凭，成为了我那时的第一要务。

1983年上半年，我打听到萍乡教育学院将招一个中文教师进修班，带工资脱产进修，2年后成绩合格可拿到大专毕业证书。此时，近而立之年却无法立的我，决定背水一战报考萍乡教育学院中文专业。一放暑假，我就把自己关在一个“黑”房子里自学和复习政治、语文、历史、地理等必考科目，然后参加入学考试。这次约120人参加考试，招生40人，我的总成绩排在第11名。于是，当年9月我入学萍乡教育学院中文教师进修班。

幸运且又与萍师有缘的是，在萍乡教育学院教我中文专业课程的老师大部分都是从萍乡师范抽调到萍乡教育学院任教的优秀语文教师，如：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李德农老师；教我现代汉语并兼班主任的是丁世俊老师；教我古代汉语的是刘绍茆老师；教我当代文学的是曾广德老师；教我现代文学的是黎文英老师；分时代教我古代文学的是彭德猷老师、刘柏修老师和曾文斌老师；教我文学概论的是习嘉裕老师；教我中学语文教学法的是戴华惠老师……。教我公共课的老师有：哲学老师谢芳希，中共党史老师邓启沛……。

中文教师进修班学员毕业前必须实习，用两节课的时间讲一篇语文课文。戴华惠老师指导我，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讲与我学过的高等数学课程中《概率统计》知识有关的《统筹方法》这篇语文课文，我自己也很认真，两堂语文课在麻山中学成功试讲。习嘉裕老师听了我讲的这两堂课后调侃说：“数学老师上语文课，教的是《统筹方法》”。

1985年8月，我从萍乡教育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组织上把我从麻山中学调到萍乡教育学院工作。当时学院的领导分配我做行政工作，我请求行政、教学“双肩挑”，领导批准了我的请求,最终我又挑战自我，在可供选择任教的课程中毅然选择了政教系的《法学概论》这门课,从那时起他便与法学与律师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从中学教师变为大学教师，又从数学或者语文教师变为法学教师，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我必须加快对法学知识的学习！于是，我一是跟中央讲师团的法学老师学，二是参加全国高校《法学概论》教师培训班学；三是弄来法学名师们的讲课录音听，最后，为了提高法学教学水平，也改善一下在大学工作学历不够的状况，我于1988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学院脱产读研，攻读民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我得到我国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法学院韩德培教授的悉心指导。我撰写的民法学论文《债发生的根据及加强债的法律调整的现实意义》经韩德培教授审定和推荐，在法学核心期刊《法学评论》1989年第4期上发表。1990年，我参加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证后即开始做兼职律师。

我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可以说是经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71年至1979年，我写了30多份入党申请书分别交给生产队、社办企业、中学的党组织，但直到1979年10月，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个月以后，我才有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萍乡市麻山中学委员会书记、中共萍乡教育学院委员宣传部部长、中共萍乡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中共莲花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萍乡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调研员等职务。然而，三十多年来无论我在什么单位、什么岗位，法学教学、法学研究、律师执业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只不过有的时候是以客座、兼职等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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