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宏说法

      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期间，除了听规定的研究生课程，还利用空余时间听了不少讲座或本科生课程。如：      1988年9月13日上午在哲学系会议室，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前教授讲座《改革与哲学的发展》（又名《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1988年10月7日下午，参加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暨校庆七十五周年武汉大学国际法系、研究所青年教师学术讨论会，听取朱冬传主讲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初探》、余劲松主讲的《解放思想与国际经济法研究》、美国俄劾俄大学法学院某著名教授主讲的《当前各国对人权的保护》。      1988年10月8日（星期六）下午2：30在教一楼302教室听取我国原驻联合国特命全权特使、外交部顾问、武汉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黄嘉华同志作的学术报告。       1988年年底参加武汉大学法学院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暨校庆七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听取马克昌主讲的《论法学教育改革》、张铭新主讲的《论法制史教学中的若干问题》、张克文主讲的《浅谈当前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周叶中主讲的《宪法学的困境和出路》、肖文安主讲的《法学改革要为四化建设服务》、桂宇石主讲的《谈法律教学中的改革问题》、中国银行汉口分行高级经济师吴家明主讲的《关于国际金融的一些问题》。      1989年还听取了：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刑法学会总干事、著名法学家高明暄主讲的《关于刑法的修改和颁布》；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全国自学高考委员会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教授，中国法制史学会会长张国华主讲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估价》；宁夏大学校长吴家麟主讲的《人治与法治》；蔡崇国哲学博士主讲的《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陈锋主讲的《中国人与中国病——十年改革的反思构想》；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副主任陈继勇主讲的热门话题系列报告之一《亚洲四小龙腾飞之道》；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周运清主讲的热门话题系列报告之二《现代化与中国的崛起》；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党刊处处长熊守海主讲的热门话题系列报告之三《当前形势与深化改革》；武汉大学校长齐民友教授主讲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原江西省省长、时任吉林省国际信托公司总经理倪献策主讲的《回顾我在江西的改革五年》（校学生会主办）。         相关的本科生课程，听取了江国清老师主讲的《国际法》、支付生主讲的《行政法》、刘丰铭教授主讲的《国际经济法总论》等等。

        1988年，我同时被武汉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为法学硕士研究生，这两所学校都是当时的全国重点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还是当时全国政法学院中唯一的一所重点大学。考虑到武汉大学是综合性大学，其法学院在全国地位较高，加上离萍乡比较近，还有其为我在萍乡教育学院进修期间的班主任刘少茆老师的母校，于是我选择入学武汉大学。        1988年8月31日，我告别家人乘坐187次临时快车（16：26开）于9月1日凌晨6点到达武昌。武汉大学位于武昌珞珈山，从武昌火车站乘66路公共汽车至付家坡，转乘12路公共汽车至珞珈山。       报到前，萍乡教育学院财务室已将进修费900元和住宿费360元汇至武汉大学计财处。1988年9月1日，我持录取通知书、工作证和一寸登记照片一张到武汉大学枫园进修教师公寓报到，将临时党组织关系转至武汉大学，还带了可吃一年以上的全国通用粮票粮油票。       报到处给我们发了一枚与武汉大学教师一样的红底白字的校徽。我被分配住在东湖边上的枫园八舍104室，对面就是外国留学生宿舍楼，附近侧面是外国专家楼，50米左右出门就是东湖，东湖远处是磨山公园。宿舍管理员发给卧具（含蚊帐）和一条小板凳（原来是用来看电影的）。       我们这个民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班学员共计17人： 胡远宏，男，34岁，党员，萍乡教育学院； 王 璐，女，24岁，党员，青海教育学院； 朱 涛，男，24岁，党员，黄石职工大学； 任丹红，女，24岁，团员，无锡教育学院； 刘小茂，男，24岁，团员，常州教育学院； 徐长年，男，25岁，党员，新疆昌吉师范专科学校； 邓超英，女，25岁，党员，湖北公安专科学校； 王连峰，女，25岁，团员，河南财经学院； 邱 远，男，23岁，党员，广东肇庆师范专科学校； 王艳玲，女，23岁，团员，河南省安阳市财会学校； 杨长勇，男，25岁，团员，中国武警学院； 俞香明，男，25岁，党员，江西上饶师范专科学校； 牛 青，男，25岁，团员，湖北广播电视大学； 赵本凯，男，26岁，团员，武汉市第一商业学校； 周 梅，女，24岁，团员，四川达县师范专科学校； 李建设，女，35岁，党员，武汉职工大学； 万学斌，男，湖南吉首大学。       当年武汉大学开设的民法、经济法法学硕士学位课程为：法学基础理论专题；民法专题（主体论、债权论）；经济法专题；国际私法专题；外语；资本论；环境保护法（新增）。        为我班授课的教师阵容强大，如法学基础理论专题由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新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李龙讲授；民法专题（主体论、债权论）由中国民法学奠基人之一、著名民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余能斌讲授；国际私法专题由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国际私法专业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后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讲授。        入学后，我根据萍乡教育学院领导的嘱托，准备与有关部门联系，选修下列课程：武大管理学院高校管理系开设置的高等教育管理学、高校行政管理学、领导科学等；武汉大学政治教育学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设的行为科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评价等。此外，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武汉大学讲学，凡是时间上与专业必修课无冲突的，尽量力争多听。         总之，武大之行来之不易，务必珍惜在武汉大学的宝贵时间，专业必修课要有好成绩，选修课要精选，要像海棉吸水一样学习多方面的知识，为回校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期翻翻故纸，忽然发现我30岁以前居然写过的三首歌曲，并且原始件依然尚在。       第一首是我19岁那年的作品，主要是作曲，实际上是写了多首曲子编成歌舞。1973年9月，萍乡市湘东区麻山公社文艺宣传队由习嘉裕作词、胡远宏作曲的歌舞《十大喜讯传山寨》在麻山公社公演，后来还参加了湘东区文艺会演且获得好评。我所作的曲子包括前奏曲、幕后合唱、男合、女合、男（内）独唱、领唱、合唱、独白时的配乐。整个歌舞约15分钟，音乐几乎覆盖全程。                                                        （作品照片：这是第1页，共有8页）       第二首是我20岁那年的作品。1974年1月由我个人作词、作曲的男声独唱《在广阔的天地里百炼成钢》问世。歌词是：         手握着闪闪的银锄， 身披着灿烂的阳光， 我来到广阔的天地里， 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脚踏山区土地， 耳听四海狂澜， 金光道上迈大步， 银锄飞舞斗志昂。 浑身的汗水， 换来了丰收的欢乐， 满手的老茧， 磨炼出火红的思想。 我豪情满胸歌声嘹亮， 红心向着红大阳！ 手握着闪闪的银锄， 身披着灿烂的阳光， 我来到广阔的天地里， 在火热的斗争中百炼成钢。                                  （ 作品照片：这是第1页，共有2页）        当时我从麻山中学高中毕业回三山大队务农已近两年。两年来，我在第四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自觉，很认真，重活、脏活、累活抢着干，还担任了该生产队团支部书记，在生产队办起了图书角或图书室，书吗，都是我一个人提供的。心里也有小九九，那就是表现好一点，争取劳动锻炼两年后能被推荐去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此歌词和曲子符合我当时的心境。该首独唱歌曲由我作词、作曲、演唱，在麻山公社礼堂和湘东区文艺会演的舞台演唱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湘东区文艺会演的组委会的领导们通过麻山公社的领队转达了他们对我自创自演独唱演出成功表示祝贺和赞赏。        第三首是我30岁那年的作品。1984年5月4日由我个人作词、作曲，萍乡教育学院中文教师进修班级全体学员演唱的《进修生之歌》在灯光球场举行的庆祝五四青年节大合唱比赛中大获成功。歌词是： 我们跨进大学的校门， 感情像春潮奔涌， 童年的理想， 重放时代的光彩， 历史的风雨， 洗涤了我们的心灵。 我们跨进大学的校门， 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绚丽的朝晖， 唤醒了我们的智慧 ，灿烂的霞光， 闪耀着我们的青春。 啊， 今天是勤奋的学员， 明天是光荣的园丁。                                       （作品照片：共2页）        当年，我们这个进修班级共40名学员，大都是萍乡市内各中学的语文教师。1983年入学时年龄最大的近40岁，当年其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母亲考上了；年龄最小的18岁，我29岁，属于中间年龄。        以上三首歌曲的创作和演出有如下特点：一是作者根本不懂作词作曲，没有经过任何专业学习或者培训，初生年犊不怕虎，聋子不怕大爆竹，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稀里糊涂就写出来了；二是创作出来的歌曲不仅在公社的舞台上，而且在县区或者高校的舞台上都公演过；三是演出后不管是人们出自鼓励还是确实认为不错反响似乎都还好；四是原始资料保存得比较好，不管作品的水平和价值如何，至少可以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历史的原貌。

       我的父亲胡学明，又名胡世义，出生于1926年9月25日（岁次丙寅八月十九日），1999年9月24日（岁次己卯八月十五日）病逝。按照萍乡乡俗，2025年10月10日（岁次乙巳八月十九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父亲遗照）         父亲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寇的飞机轮番轰炸，中华大地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战乱中勉强完成中学学业的父亲，放弃去武汉、南昌等地上大学的想法，怀着教育救国的朴素愿望，回家创办高小。新中国成立后，他与母亲一同先后在萍乡市湘东区的腊市小学、乌岗小学、三山小学等多所小学任教，直至1964年因病长休。                                                    （1960年照片，父亲、母亲、我和小妹丽娜）        祖父和祖母只生下父亲和姑母一儿一女。父亲和姑母胡惠芳兄妹情深。上世纪五十年代，父亲和母亲不仅要养育子女，还要供姑母上小学、中学和大学。1964年姑母从江西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工作，父亲退休后也偶尔去上海住一段时间。                                                               （1992年父亲和姑父母在上海）         父亲为人忠厚，品格高尚，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无论远近亲疏，无论富贵贫穷，只要有求于父亲，他都一样尽力庇护照料。父亲重情重义，曾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父亲天性耿直端正，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伪，看到不良现象或不正之风，敢于指出和批评。 记得我5岁时，父亲便开始教我识别一年中月份的大小和天数，闲聊中就教我记住了“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定不差，其余都是三十天，只有二月二十八（闰年多一天）”。后来父亲还教会我“天上飞机叫，地下打警报，你有机关枪，我有高射炮，打得日本鬼子做鬼叫”“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深，比不上毛主席”等童谣。小时候不时听到父亲哼几句传统京剧的唱段，虽然我没学会，但觉得好听，有京味。可能对我后来学唱革命现代京剧唱段有京味也有一定影响。              在多年小学教员生涯中，父亲关心爱护学生，敢于严格要求，对有才华的学生十分器重。父亲事业心强，工作认真负责，勇于揭露阴暗面，曾经也遭到某些非议，受到打击报复，但他矢志不移，无怨无悔。        父亲和母亲于1952年至1959年7年间生下5个子女。也就是胡小菊、胡远宏、胡小勤、胡远雄、胡丽娜。                         （照片拍摄于2024年5月，左起：次子胡远雄、长子胡远宏、三女胡丽娜、长女胡小菊、次女胡小勤）        子女们生长时期正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父亲当年响应政府号召，1960年将5个子女的城镇户口全部转为农村户口，国家粮（商品粮）全部转为农村粮。那年头农村天灾人祸多，生产队给的口粮根本不够吃，5个子女吃的大部分是父母工资购买的黑市粮。父母含辛茹苦，艰难地承担抚养子女的重担。虽然，当年我们吃了不少红薯丝、柏萝卜，但由于父母亲的努力，子女们基本上没有饿肚子。        1960年父母带着五个子女从腊市回到麻山，父母的工作单位从乌岗小学调入三山小学，学校没有住房，只得借住在农户家。先是住在三山小学附近的湾几里，接着住进了龙公祠。1963年初夏，三山大队将水口的一栋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厂房的一半分给我家居住，另一半大队用来做榨油坊。父亲将这半栋房子简单装修后便举家从龙公祠搬出。不料在搬家途中，一位三山小学的老师帮忙用土车运我家口粮一百多斤稻谷，不慎将绝大部分漏在路上！致使那年青黄不接之际我家几乎没有米下锅。为这事，有一天我睡梦中醒来，看见父亲和母亲在煤油灯给当年的萍乡市市长刘启初写信请求帮助。但后来是否得到帮助我不得而知。由于不堪繁重的工作和困难的家庭经济状况双重压力，父亲于1964年便患病长休。其教生育子可谓经磨历劫。        父亲是个勤快的人，身体吃得消时，无论是学校的集体劳动还是支农集体劳动，无论是帮助乡亲的互助劳动还是家里的家务劳动，他都会尽力而为，天热时累得满头大汗，有时一天换几件湿透了的衣服。父亲热爱生活，尤其喜欢看电影，上世纪七十年代，萍乡市文化电影院所放映过的电影，父亲几乎统统看了一遍，并且是早上步从三山出发，在萍乡看了电影后步行回三山吃晚饭，来回走三十多里山路。往往傍晚回家时便有乡亲调侃父亲：“胡老师，你又看了电影嗬！”父亲很惊讶：“你如何晓得？”乡亲说：“哈哈，看了电影的人认得！”       父亲平生与人为善，热情忠诚，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村里谁家有了红白喜事，父亲大都会去帮忙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逢年过节，他免费为乡亲们写对联。领了病休工资，父亲自己舍不得用，慷慨地将工资的绝大部分捐赠给有困难的乡亲。病重期间，看见儿子、媳妇没日没夜地照顾，父亲对我说：“你们服侍我蛮累人呵！”临终前一天，我问父亲：“你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吗？”父亲回答：“没有。”我又问父亲：“你哪里有痛吗？”父亲还是说：“没有。”那能没有不舒服、没有痛呢？父亲是担心儿女们难过呀！其处世为人可谓披肝沥胆。       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老人家经磨历劫教生育子，其苦没有白吃。父亲教过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市长、局长，有的成为了教授。父亲的子女，虽然被文革耽误了十年学业，但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一个个潜心补课，奋力拼搏，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成为武汉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一个拥有文学和教育学双学士学位；一个正县级公务员，一个正科级高校干部；一个获得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荣誉，一个获得省级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一个教授，一个副教授。她的三个女儿：有的获得教学比武一等奖，有的受到江西省人民政府的嘉奖，有的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他的第三代中：有一人依次取得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和华东理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在上海某集团公司担任了CEO，有一人依次取得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学士和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在本科大学担任讲师，有一人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后被择优录用在某央企担任了处级领导职务并兼任高级工程师，有一人依次取得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学士和成都理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中有三人通过全国律师资格或者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经考核取得了律师职业或者法律职业的执业资格。他的第四代中：已有一人本科毕业，二人在读本科，一人在读专科。虽然父亲的五个子女现有年龄都在七十岁左右，且他们曾经都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患过一些疾病，但因为父亲的保佑，一个个、一次次均化险为夷。目前，父亲的五个子女均身体健康，心态良好。        父亲虽然没有留给我们多少物质财富，但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晚辈决心继承父亲的美德，老老实实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严律己，宽待人，多奉献，少索取，报效国家，服务人民，将忠义家风传万世，以此来告慰父亲和母亲的在天之灵。

      1988年9月，我入学武汉大学法学院民法、经济法法学硕士研究生班，余能斌先生时任副教授兼任我们班班主任。       余能斌先生首先向我班同学介绍了民法、经济法法学硕士学位课程为：法学基础理论专题；民法专题（主体论、债权论）；经济法专题；国际私法专题；外语；资本论；环境保护法（新增）。余能斌先生为我们主讲民法专题，其中特别侧重讲民法债权论方面的内容。      我班同学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教师。余能斌先生关心每一位学员，经常与学员们打成一片。每当向他人介绍我班学员时，他就会说“他们都是大学老师，以后还都是律师。”                                    （1989年春，余能斌先生与我班部分同学合影留念，后排左1胡远宏、后排左3余能斌）         1988年9月10日我班在枫园八舍204室召开教师节座谈会，班主任余能斌、法学院法律系主任马俊驹、法学院党总支黄老师和办公室熊干事参加了我班的座谈会。        余能斌先生主讲的民法债权论深受我班学员的欢迎和好评。内容上主要分为两讲。第一讲债法，主要讲债法的概念和意义、债法规范的形式及其在民法中的地位、债法的体系和结构；第二讲债，讲了债的概念、债的法律特征、债的分类、债的发生、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等八个问题，尤其对债发生的根据讲得很透彻。本人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所有课程都能做到课前有预习，课后及时整理笔记，似乎学得还是比较主动。我按照余能斌先生命题撰写的学位课论文《债发生的根据及加强债的法律调整的现实意义》，经我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教授审定和推荐1989年下半年在《法学评论》发表。       改革开放10年来，余能斌先生的一些同学或发小发家致富了，比余能斌先生更有钱，但余能斌先生告诉我们说，他的那些发了财的同学或发小都很羡慕他，认为他更加成功。      余能斌先生出生于1938年10月21日，湖北黄梅人。1964年进入湖北大学法律系（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期间，1979年至1982年借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与民法起草工作。 1981年5月的一天，70高龄的韩德培先生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邀请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余能斌来武汉大学执教。为了顺利让余能斌加盟武汉大学法学院，韩德培拉着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先生为余能斌四处奔走，仅两个月便将余能斌全家户口迁至武汉，还为余能斌找了一套新房子。1982年余能斌调入武汉大学。      余能斌加盟武汉大学法学院后不久，便向韩德培先生建议武汉大学成立两个平台：一个用于科研的平台是《法学评论》，一个用于实践的平台就是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1984年，武汉大学民商法获批硕士点，余能斌是主要参与者。 1989年余能斌晋升教授，1995年被遴选为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8年武汉大学民商法成为湖北省重点学科，余能斌是学科领军人。他还历任武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法学分会主席、武汉大学校长法律顾问、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顾问、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和名誉会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顾问、湖北省科协法律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                   余能斌先生重情重义。2009年5月29日，韩德培教授去世，灵堂设在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5月31日，庄重肃穆的悼念大厅的正中韩德培老先生的遗像慈祥含笑，音容宛在，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表达哀思。72岁高龄的余能斌教授，跪拜在韩老遗像前顿首痛哭，苍苍白发的他不顾旁人的拉扶，一声声叩响在木制地板上，悲痛的哭声撕扯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      2020年11月26日上午，余能斌至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指导工作。他高兴地参观了事务所办公室，仔细询问了律所的人员情况和业务发展等情况。随后，余能斌向事务所青年律师介绍了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从筹备成立到发展的全部历程，表达了自己对珞珈的深厚感情。余能斌还讲述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工作历程以及中国法治建设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其不辞辛劳、刻苦钻研、执着法冶的法律人敬业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到场的所有律师。同时，余能斌还对律所发展规划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与希望。余能斌教授为当年他向韩德培先生建议武汉大学成立的两个平台 ——《法学评论》和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如今都还存续，且仍在发展壮大感到欣喜。      余能斌教授还被选载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和《中国专家大辞典》。                   2023年1月4日9时48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民法学奠基人之一、著名民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能斌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5岁。

      1988年月9月14日下午2时，李龙先生在武汉大学理—206教室为我们民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班首次讲授《法学基础理论》专题课程。李龙先生当时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他还特意自我介绍他曾被评选为湖北省优秀律师。        李龙副教授一开口就提高了我们对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他说，古今中外的法学家无不重视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切萨雷·博尼萨纳·贝卡里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1738-1794）侯爵，是18世纪意大利刑法学鼻祖，也被称为犯罪学之父。贝卡里亚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它有雄厚的法学基础理论做基础。胡果·格劳秀斯（Hugo de Groot，1583年4月10日—1645年8月28日）是荷兰法学家、政治家、基督教护教学者，近代国际法与海洋法奠基人，自然法理论创始人，被誉为“国际法之父”，其思想体系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格劳秀斯靠的是自然法学的基础理论奠定其国际法理论。还有苏联的刑诉法学者BOUWUHCHUN，其证据学也是以法理为基础的。我院的韩德培、姚梅慎、马克昌等教授都重视法学基础理论，他们的功底都是雄厚的。因此研究生、进修生都应重视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                                      接下来，李龙副教授分若干部分讲授：一、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基本特征；三、商品经济法律观；四、解放思想，繁荣法学。此外，还有一位名为魏再龙的老师为我们讲授了权利与义务、法律意识和法律关系、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内容。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李龙先生讲授的法学基础理论专题课程和他的律师执业业绩，对我后来的法学教学、法学研究、法制宣传教育和律师实践都有较大的影响和帮助。如虽然我的法学教学以法学概论和民法学、教育法学为主，但后来我也为萍乡高等专科学校2002级法学专业班上了一轮法理学（原称法学基础理论）课程；如我在《法制日报》法学院栏目发表《践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再如我为公职人员作法治讲座的内容常函法理学方面的内容。武汉大学学业完成后，我就开始做参加全国律师资格考试的准备，1990年下半年通过考试成绩合格，1991年通过考核资格合格，1991年7月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1991年12月首次律师执业（当年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执业律师不足两万人），2011年以执业律师的身份获得中宣部和司法部授予的“2006——2010年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吃水不忘挖井人，至今依然忆李龙。                                           李龙，1937年1月24日生，湖南祁阳人。1950年参军入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从事医疗救护工作。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主攻法理学，同时潜心研究宪法基础理论，尤其是对法治、人权、法的一般原理、法学范畴等基本理论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7年曾作为中国法学会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在阿根廷召开的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99年作为中方主题发言人出席中美法学家联席会议等重要国际学术会议。2001年主持海峡两岸法学研究会议，并作为大陆法学代表团负责人率团赴台湾出席研讨会。先后任湖北师范学院政教系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律师进修学院名誉院长、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理事、国家教委第一届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学组主要成员等职。独著的《宪法基础理论》和任副主编的《法理学》先后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主编的《良法论》获司法部法学教材与法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作为执行总主编的《人权理论与实践》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主持的《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04年被评选为第一届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2020年12月2日15时45分，著名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新中国法理学的重要奠基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李龙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3岁。

        在学法学的过程中，我有幸听了两轮黄进讲授的《国际私法》课程。        第一轮时间上为1987年暑假，地点在杨州瘦西湖旁边的广陵区委党校，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此时此地举办了全国《法学概论》暑期讲习班和教学经验交流会，其内容为：法学基础理论、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法学概论》教学及经验交流。因原定国际私法授课教师李双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教授）临时有事不能去杨州，武汉大学改派黄进到讲习班讲授《国际私法》课程，黄进当时的身份是武汉大学在读法学博士研究生、讲师，我的身份是萍乡教育学院《法学概论》教员，也是萍乡教育学院第一位法学教员。        1987年7月28日起，黄进在讲习班讲授《国际私法学》，体系上大体相当于法学本科生教学大纲：第一讲序论；第二讲冲突规范制度；第三讲几种重要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问题（中国冲突法体系）；第四讲国家一些财产的豁免问题；第五讲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第六讲国际民事诉讼中的一些法律问题。       黄进讲的国际私法课程把握体系，突出重点，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喜爱和好评。      他说，学习国际私法很有意义，意义之一就是有利于促进国际民事交往。接着他举例说：“我与女友在瑞士的中国领事馆登记结婚，在我国法律上承认其婚姻的法律效力，而瑞士的法律不承认这种婚姻的法律效力。学好了国际私法就有利于促进国际民事交往。”       他说，学习国际私法意义之二就是有利于保护我国、我国法人、自然人的利益。他举例，前几年发生了我国一远洋公司与希腊一远洋公司的一起纠纷——神皇号案。两船在海上（马六甲海峡）发生碰撞，希腊损失480万英镑，我国损失50万磅英镑，总共损失530万英镑。希腊在新加坡法院提出诉讼，提出损失要由两国平摊，这样我国要多赔215万（530/2-50）英镑,我国不同意；希腊又提出了三、七开,我国还要多赔109万(159-50)英镑。后来，我国提出按新加坡法律处理,结果我国只赔32万英镑。                                                                                                                                                           黄进（武汉大学工作时期）       第二轮时间上为1989年上半年，地点在武汉大学枫园八舍204室，黄进讲授的是《国际私法专题》研究生课程。 黄进此时的身份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国际私法专业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副教授。我的身份既是高等院校法学教员同时又是武汉大学民法、经济法法学硕士研究生。      黄进副教授在授课中首先便提出“平等对待，彼此尊重，取长补短，教学相长”的方针。然后用专题的方式为我们讲授国际私法学。      他说，我国学术界对国际私法的范围有争议，他将重点讲各派观点一致的基本理论问题。      他说，国际私法为通称，英美普通法系称为冲突法，日本叫法例，旧中国叫涉外法律适用条例，德国叫民法的施行法。      他说，国际私法有几十种定义法。他认为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或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部门。他还介绍了李双元教授认为的定义。等等。然后，他分五章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阐述：第一章国际私法的一般问题；第二章冲突规范及其适用；第三章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第四章国际私法中的所有权； 第五章国际私法中债。黄进还介绍了当前国际私法学学术研究的一些新动态。      听了两轮黄进讲授的国际私法学课程以后，我感觉到研究生的课程确实与本科生的课程不一样。我还感觉到，给我上国际私法课程的黄进老师不一般，将来很有可能担负重任。后来的实践果然应验了我到猜想。                                                                                 黄进（中国政法大学任职时期）       1991年，黄进晋升为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研究所（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所长、法学院副院长、校长助理、校长助理兼教务部部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校长。2009年，由武汉大学赴中国政法大学任职。2009年2月—2019年4月，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2024年6月，当选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中国教育部对他的评价是：黄进同志长期在高校工作，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办学特色，他政治素质好，全局观念强，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行政管理经验丰富，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开拓进取精神，为人朴实，善于团结同志，对自己要求严格，清正廉洁，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他业务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在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黄进老师的教诲，对我后来的以案释法的法学教学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对我后来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生中能两次做黄进老师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1988年，我被武汉大学录取为民法、经济法法学硕士研究生。那一年，我34岁，韩德培先生77岁。我入学武汉大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即9月4日，即往武汉大学北三区22栋511室登门拜见韩德培先生。到韩德培先生家门口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法学院办公室的告示，意思是韩教授年事已高，为减轻他的劳累，若要拜访应先到学院办公室预约。我没有预约，犹豫了一会儿斗胆敲了一下门，韩先生夫人开门问我是谁、从哪里来。我告诉她，我从江西萍乡来，是韩教授早年的学生介绍来的。韩老夫妇把我迎进屋内，大概刚用完早餐，韩老嘴角上还留着一点点鸡蛋黄的痕迹。进门落座后，我拿出我的老师刘绍茆（韩德培先生的弟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本科毕业生）写给韩老的信递给他。韩老接过信仔细看了两遍，询问了一些关于刘绍茆老师的情况，又询问了我的情况。韩先生和夫人对我很热情。       我静静观察了一下，韩先生和夫人住的是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其中一间大一点的是韩老的书房兼工作室，书房右侧整面都是书柜，摆满了各类典籍，法学类的占多数。我在韩先生家里聊了约半个小时，不敢占用先生大多的时间，便告辞了。先生送我到门口，还热情地对我说，在武汉大学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左韩德培，右胡远宏）         1988年年底，我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庆祝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暨校庆七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又见韩老，打招呼后聊了几分钟。        1989年5月我到韩老家，将我写的学位课论文《债发生的根据及加强债的法律调整的现实意义》呈交韩老，请他指教。两周后，我在法学院办公楼遇到韩老，他对我说：“你的论文我已看过，不错，我在文稿上写了几句话，已经交给了《法学评论》编辑部，建议发表”。1989年下半年，该文被编辑在《法学评论》第4期的“评论、专论、争鸣”栏目发表。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法学卷》《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等收录。      《法学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武汉大学法学院具体承办的综合性法学理论双月刊。《法学评论》属于我国重要的法学理论刊物，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能在《法学评论》发表专论的大都是国内外著名法学专家或学者。如在1989年第4期发表专论《论法定经营权的独立性》的作者孟勤国，当时就是法学博士，曾任广西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法学院党委书记，1995年起于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1997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广西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首届杰出法学家，中国著名的物权法学家。                                                                                                 （《法学评论1989年第4期封面和目录）      我作为一位半路出家的法学硕士研究生，能得到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韩德培先生的亲睐和指导，在《法学评论》发表专论，是我莫大的荣幸。       韩德培先生1911年2月6日出生于江苏如皋。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继续研究国际私法以及国际公法和法理学。1945年，受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鲠生校长之聘回国，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继而任系主任。      1957年，韩德培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在沙洋农场劳动。1978年回到武汉大学。1979年7月，武汉大学决定恢复重建法律系，他仍担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1979-1983），1980年和1981年分别创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韩德培先生除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外，还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第一届、第二届成员、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顾问，中国法学会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等职，并在国外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国际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职。 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国际私法中的反致问题》《应该重视对冲突法的研究》《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等。主编的著作主要有：《国际私法》《环境保护法教程》《现代国际法》《中国冲突法研究》《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等。其中，《国际私法》是我国高等院校第一部统编教材，曾荣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美国国际私法（冲突法）导论》和《韩德培文选》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主持二十余项国家社会基金、国家教委和省级科研项目，其中有五项重点项目。自1982年起就指导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指导过许多国际私法及环境法的硕士研究生，直至97岁高龄时还在指导博士研究生，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         如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黄进，就是韩德培先生的学生，他是武汉大学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位国际私法学法学博士。他曾在中央电视台“开讲了”节目中说：“韩德培先生呢，是中国教育学家，国际法专家，是我们中国国际私法的大师。老先生呐，对我的影响，我觉得主要在为人处事。韩德培先生首先他的眼光睿智，1981年我们中国国民可能对环保没有最起码的意识，但是老先生提出来要建环境法研究所，这个环境法研究所不仅是中国第一家，而且是亚洲第一家，在世界上也是最早建立的环境法研究所之一。” 除了独到的学术眼光，韩德培先生的宽广胸怀也令后辈们佩服不已。黄进回忆说:“韩老一贯反对在评职称时论资排辈、互相倾轧，团结、凝聚了大批知识分子。他的识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宪法学家何华辉教授1980年时还是讲师，到1982年，他就成为了教授，创下那个年代高校职称晋升的奇迹。” “对于后辈，先生不仅大力培养提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担当重任，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对于荣誉，先生总是唯恐避让不及。这是后辈难以超越的地方。”在黄进看来，韩德培宽广的胸怀为当时乃至现今有些浮躁的法学界带来了一阵清风，“在先生的影响下，中国国际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谐。”        从1946年在武汉大学讲第一堂课到去世，韩德培先生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武大，甚至没离开过讲台———直到去世前，他还挂念着5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的论文答辩。         64年，弹指一挥间。韩德培从最年轻的教授变成了最年长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没有正式退休。64年间，韩德培到底培养了多少学子，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是中国著名的刑法大家；梁西教授是我国国际组织法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黄进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院长曾令良是第一届、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瀚和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肖永平是国际私法领域的知名学者……有学者统计，在国内著名法学院校中，几乎都有“韩门”学子。 在政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是韩德培的学生、外交部条法司约有三分之一的官员受过韩德培的教诲。在国际机构中，国际民航组织行政局局长柳芳是他的学生，她也是我国自1974年恢复国际民航组织合法席位以来，在该组织中担任职务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官员。        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就将韩德培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法学人物"予以专条介绍。他被公认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和国内外著名法学家。 2001年12月韩德培先生入选世界人物出版社和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国卷》。本人有幸跟随韩德培教授同时入选该卷（韩德培列第287页、胡远宏列第351页)。       武汉大学评选的第一届（2004年）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韩德培先生排在首位。      2009年5月12日，韩德培最后一次清晰地说话。他问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的几个博士生的论文准备得怎么样了。第二个问题是博士招生面试准备得怎么样了。“既然招他们为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韩德培对身边的陪护人员说。       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韩德培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5月29日晚在武汉逝世，享年99岁。 

                                                                         不思量，自难忘                                                                              ——写在结发妻刘玉兰逝世十周年之际                                                                                  胡远宏                                                                              （2025年9月12日）          我的结发妻刘玉兰，1954年4月30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出生,2015年9月12日因病在上海逝世，长眠上海滩，至今已整整十年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自难忘，五十年前是玉兰把我从人生低谷中拉了出来。1975年2月，我和玉兰偶遇相识，双方年龄都是21岁。当时我的身份是麻山公社三山大队第四生产队农民，正处申请入党遭拒、上大学无门、参军无望、一无所有、前途渺茫、苦闷抑郁之际。而玉兰则早已入党，且已任其住所地萍乡市湘东区农科所(后改为泉田乡)团委书记，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公安干警。虽然我觉得有些高攀，但玉兰不仅不嫌弃反而很看好我。就这样，我们在相识不过一个月，独处的时间加起来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内，便将结发相伴的事情确定下来了,爱情的力量把我从人生的低谷中拉了出来,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尔后，我们相知相爱，相依为命，相濡以沫，风雨同舟，共同走过四十年。                                                                               （1975年春，胡远宏刘玉兰相识后拍的第一张照片）         我和玉兰相识后，双方的父母都希望我们尽早结婚，我母亲甚至要我借钱买了一台缝纫机，要我们建一个夫妻裁缝铺。但玉兰和我商议决定：先立业，后成家，在两个人都找到正式工作以前决不登记结婚！有幸到1979年，我俩都成为了中学教师，一同在萍乡市麻山中学任教，此时我们去公社打了结婚证，拍了一张照片——“笑迎第五春”。                                                                                                        （1979年春，胡远宏刘玉兰登记结婚后拍的“笑迎第五春”）         玉兰一生听党话，爱学习，爱工作，是一位好学生、好党员、好老师、好干部。1973年以前她在湘东中学读中学时便因政治可靠、成绩优秀、群众拥护，老师喜欢，在那时建设老中青三结合领导班子时作为唯一的青年学生代表，被推选为湘东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74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萍乡市湘东区农科所团委书记。她是萍乡师范1977级语文音乐班学生，担任该班团支部书记，毕业前她先到湘东中学实习，教高中语文，受到学生和湘东中学领导的好评。湘东中学要她毕业后去该校工作，但她向湘东中学领导讲明与我的关系后婉言拒绝。毕业时经她自己请求照顾，她于1979年1月被正式分配到我先期任教的麻山中学任音乐、语文、政治教师。                                                                                                                  （ 1983年春，胡远宏刘玉兰在女儿洁婷满三岁时拍的照片）         在麻山中学工作的六年里玉兰关心她的每一位学生，特别的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有一位叫邱正祥的学生，其母亲早年逝世，家庭条件艰苦，其在麻山中学读中学时玉兰便长期关怀帮助她，后来邱正祥读大学时又成为了我的学生，我夫妻俩继续关怀帮助。邱正祥结婚后曾对她的妻子说：“胡老师和刘老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玉兰在上海治病的2012年除夕，邱正祥一家驱车顶着大雪从深圳出发千里迢迢赶到上海看望，并在我家过年。2015年秋玉兰逝世后邱正祥还专程赶到上海参加安葬仪式。                                                                                                         （刘玉兰在雪景中的照片）         1985年下半年，我被调入萍乡教育学院工作时，玉兰同时被调入萍乡四中任政治教师，担任多个初中毕业班的政治课教学，其教学平均成绩列市直初中毕业班级前列。1988年8月她被调入萍乡教育学院任图书馆助理馆员，后通过在职函授于1995年12月取得高等师范专科政治和思想品德教育专业毕业证书。她曾历任萍乡教育学院办公室副主任、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副主任、萍乡高等专科学校组宣人事部副部长、副县级组织员等职务。                                 （刘玉兰带领萍乡高专部分青年干部赴井冈山干部学院考察学习）       2006年5月18日，由中共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填报的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和审批表主要事迹一栏写道：自1974年在党旗下光荣宣誓后，刘玉兰同志入党已经整整32年了。32年来，她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满腔的热情献给了可亲可敬的教育事业。如今，她又在组织部岗位上辛勤地耕耘，“绿化”党的园地。她30多年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和党务工作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为学校的党建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她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并被市委组织部授予“优秀党员电教工作者”、“党内统计报表工作先进个人”，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江西党建》优秀发行员”等荣誉称号。                                     （右起刘玉兰、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黎祖谦、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邱瑞根、王清）          在我的家庭里，玉兰与人为善，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1980年，我们的独生女儿洁婷出生。在1983年至1985年我被录取于萍乡教育学院中文教师进修班脱产进修期间，在1988年至1989年我被录取于武汉大学脱产读民法、经济法硕士研究生期间，在1994年至1997年我被中共萍乡市委派遣至中共莲花县委工作期间，玉兰在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并不轻松的在职进修的同时，一人挑起家庭的重担，既要抚养女儿，又要赡养我的父母，还要尽可能地赡养比我的父母还要年迈的我的岳父母。                                                                                                  （在秋收起义广场参加中央电视台到萍乡的慰问演出活动）          长期的高负荷工作、学习和家务，导致身体本来就毛病不少的玉兰免疫力不断降低，2012年9月经萍乡市人民医院检查发现胃癌，即赴上海进行治疗。得知自己病重后，我曾听玉兰自言自语：“我还死不得，我要给我的女儿带人。”胃切除手术后，因当时住在华东理工大学校园里的华理苑的房子为两室一厅带一个卫生间的，每天早上用卫生间较挤，玉兰对我说：”能在上海换一套三房两厅有两个卫生间的房子就好。”女儿当时还未怀孕，我对女儿说：“你妈妈迫切想见第三代，想在上海换房子。你目前最大的孝，就是尽快生一个小孩，让妈妈高兴！我负责给她治病和换房子。”女儿很争气，不久便怀上了，女儿怀上后玉兰认真地对我说：“在上海还要买一部车子”。2014年1月我和玉兰的第三代煖（女孩）出生了，我们开着新买的小车，将产妇和小生命从上海红房子医院接回半年前我们已入住的一套上海南站附近的大房子，让玉兰带女儿的小孩带了20个月，住大一点的房子至少住了两年。 虽花费医疗费一百余万元，几乎用尽了当时现代医学的各种治胃癌的医疗方式和方法，终因病情严重，无力回天。在病重期间，玉兰心里还是放不下她的亲人。她对每一位亲人都有细致的嘱咐。玉兰对她哥哥说，她舍不得离开每一位亲人，舍不得离开远宏。玉兰对我说，在与我共同生活的四十年里，虽然因为她自身的原因身体上受了很多痛苦，但精神上是幸福的。她要我不要那么拼了，要好好活着。 玉兰曾和我商定，身后均在上海申请海葬。但因为我俩都非上海户籍，按规定得不到批准。玉兰又主张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只要我和女儿送她最后一程就行。         可以让玉兰在九泉之下感到欣慰的是，十年来，我和女儿及女婿都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玉兰逝世后两年后，经我小妹、弟媳等人的介绍和撮合，我与李茵于2017年9月登记结婚，组成了新的大家庭，六天后女儿洁婷生了二胎樾（男孩）。今天，我和玉兰的第三代：老大煖快12岁，已在上海百年中学读预初；老二樾再过两周就8岁了，在上海百年小学读二年级。姐弟俩身体健壮，学习努力，成绩良好。 与玉兰一样，李茵也是个善良、美丽、能干的女性，对我好，对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好，甚至对玉兰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亲人也很好。         愿我的结发妻刘玉兰在上海滩安息吧，活着的人将永远记着她的好！有她的保佑，我定当好好活着；有她的保佑，家庭定当万事兴旺；有她的保佑，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定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五）苏州中学有关经验。         苏州中学现有教职工367人（其中工人154人），学生1538人，34个班，初中14个班，高中20个班。这所学校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校容美丽，校风良好。这是一所园林式、花园式的学校，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上课前操时，全体师生肃立在操场上参加升国旗仪式，纪律非常好。该校校办工厂的主要产品硅平面开关二极管，两次评为全国质量第一名，属部、省优质产品。光致抗蚀剂荣获四机部科学成果奖。从1972年至1983年11月间，工业总产值4911万元，利润500万元，上交主管部门144万元，还剩356万元本校开支。它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提高了物质条件。       该校1978年下半年，及时做出了恢复建立各学科课外活动小组的决定，于是沧浪文化社、无线电、航模、数学、英语、生理卫生、微生物、化学、摄影、集邮、书法、美术、乐器等活动小组，童声合唱团以及各种球类、田径等组织，如同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并一直坚持活动到现在。该校有学生1982年获得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和80年代中学生作文竞赛一的第一名。在国内数学竞赛中，该校学生也屡获好成绩。今年高考，江苏省文科考生第一名出在这所学校，其总分628分，语文成绩104分。该校今年理科考生的语文平均成绩为85.6分。        该校语文教师每周用半小时传递文艺信息，例如对小说《人生》，他们早已讨论。           三、几点体会         （一）“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在80年代的形势下，采用50年代的教法。改革则存，不改革则亡。科学的改则改，胡乱的改则亡。教学改革必须遵循其本身的规律。当前最大的毛病是讲风太盛，教师当演员，学生做观众，无主动性。有些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也往往以“教案整洁”、“讲的清清楚楚”作为一堂好课的标准。改革太盛的讲风，是语文教学和其他学科教学改革的起点。教学目标要从知识转向能力，教学主体要从教师转向学生，教学形式要从教授转向教练。        （二）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师高子弟强”。当前，我们正处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的学生学会怎样去求得知识，有独立学习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有革新创造的能力，新形势显然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创造型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开拓型的学生。听了这些教学教改革者的课，我们体会，作为一个创造型的教师，至少要具备这么几点：        1.知识博而专，思想活跃，勇于创新。能以自己渊博的知识，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引导学生主动去发现真理，教会他们怎样去学习，能把本专业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信息及时传递给学生。        2.在教学中善于激励学生主动去研究问题、探索规律、获取知识、发展智能。引导学生在主动探索发现知识规律的过程中，体察到研究问题时那困惑、惊讶以致欢乐的内心感受，培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思考力。        3.擅长创设创造性的环境和气氛，培养求异思维，并能对学生的每一个反应及时给予评价。        4.发扬教学民主，尊重学生，不论学生说的对还是不对，对其勇于探索、勇于表态的精神都应予以鼓励。        （三）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固步自封。 这5所学校教改的着眼点相同。而方式各异，真可谓锐意革新，各领风骚。我们萍乡教改工作在有些方面也不错，比如二中的语文教改实验班，以一带八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所以我们萍乡人不必妄自菲薄，别人能干的事情，我们加点劲也是有可能干好的。         当然，也不能无视人家的经验，不能通过学习之后，经验不少，推广不了，倾听激动，做起来没有行动。我们应该结合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脚踏实地的进行教学改革。        各级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志，我的汇报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准备化用李延国写的报告文学《在这片国土上》的两段话，作为这个汇报的结束语。        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我的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你曾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页纸张，却在上面签订了无数屈辱的条约；你曾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撮火药，却让侵略者的大炮轰击着古老的长城；你曾最早的发明了罗盘仪，你的儿女却在封建统治的黑暗中徘徊了几千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在这片国土上，伟大的改革犹如三峡激流，钱塘怒潮，社会主义祖国前程似锦。         起来吧，在这片国土上的我的骨肉相连的同胞们，我们不再做贫困的奴隶，不再做自卑和惰性的奴隶，不再做愚昧和无知的奴隶，不再做不正之风的奴隶，不再做左的路线的奴隶，不再做旧的教学方式方法的奴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起来，起来，投身到伟大的改革中去吧！